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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g彩票网开户 米亚·科托 对非洲的最大误解,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

2020-01-10 16:53:21

mg彩票网开户 米亚·科托 对非洲的最大误解,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

mg彩票网开户,米亚·科托(mia couto)

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港,1992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《不眠之地》,代表作有《梦游的大地》《耶稣撒冷》《母狮的忏悔》等。近年来,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。他在创作中融合了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词汇和结构,重新创造了这种语言,也为非洲的叙事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。

米亚·科托的另一项工作是饲育猫头鹰,他觉得猫头鹰非常有趣,因为它们眼睛很大,却无法转动,所以看东西的时候只能转脖子。

《母狮的忏悔》

作者:(莫桑比克)米亚·科托

译者:马琳

版本:中信·大方|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6月

《耶稣撒冷》

作者:(莫桑比克)米亚·科托

译者:樊星

版本:中信·大方|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

《梦游之地》

作者:(莫桑比克)米亚·科托

译者:闵雪飞

版本:中信·大方|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9月(预计)

在如今的世界版图中,非洲大陆是我们脑海里那个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我们对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大陆,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。对于这片大陆上的国家,我们似乎习惯于把它们看作一个模糊的集体,如同一团暧昧的云团。

今年的上海书展,莫桑比克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米亚·科托来到中国,参加三本中译本新著的宣传活动。尽管他本人已经获得过多个奖项,包括葡萄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卡蒙斯奖,也入围过布克国际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,并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,但在中国依旧没有多少人知晓他的名字。

这或许要部分地“归咎”于他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是这样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:莫桑比克。谈到非洲国家,我们很容易将它们混淆,觉得它们彼此之间都差不多,会用一个简单的“非洲”概念去囊括它们,而在米亚·科托眼里,这正是人们对非洲最大的误解。

米亚·科托自幼跟随父母移民到莫桑比克,他的小说在形式上也竭力去体现莫桑比克独特的文化习俗。作为葡语作家,米亚·科托经常独创一些词语,把意思或发音相近的莫桑比克单词和葡萄牙单词组合在一起,创造出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新词。这些独创的语言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流失,因此,当国内读者面对译本时,很难体会到词语在另一个语境中所呈现的灵活性。但在写故事方面,米亚·科托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作家,他的小说《母狮的忏悔》描写了村民内心的狮子和一个无法寻找到狮子的、外来的猎人,以带有魔幻色彩的形式模糊了现实与生死的界限。

近日,米亚·科托在上海接受了我们的专访,与出版社的宣传照不同,现实中的米亚·科托身材略显清瘦,银棕色的头发,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汗衫,当谈到一些语言问题时,他会用中性笔写下某个事物在莫桑比克语中不同的拼写方式,热忱而真挚。

魔幻与现实

人们对非洲有多重误解

新京报:人们习惯说你深受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影响,但你说过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称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能说下原因吗?

米亚·科托(以下简称科托):倒不是不喜欢别人称我的作品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只是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。这个标签不是作家给自己的。那些人给马尔克斯一个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标签,纯粹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给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分类。而我认为魔幻和现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体的,现实就是魔幻,不存在什么“魔幻现实主义”。

新京报:那你如何处理魔幻与现实二者的关系呢?我读过j.m.库切的一篇文章,他觉得你的小说魔幻性太浓,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障碍,导致读者无法接触到莫桑比克的内战现实。

科托:在描写战争的时候,语言总是有局限性的,作家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把战争的残酷性准确地用语言描述。我只能用一种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诠释它,这个方式可能并不是现实的,可这种写作方式对我而言特别重要,我用来讲故事的方式也只有这一种。如果有人想用现实的方式去描写战争,他应该去做记者,写新闻报道。我很想看到库切那篇文章的原文,不知道他是如何理解“现实”的。

新京报:那是在一篇关于奈保尔的文章里,他把你和奈保尔放在一起作比较。

科托:哦,我认识库切,我和他是朋友,我知道库切使用的是另一种写作方式,当然他也很伟大。

新京报:你们经常交流吗,有没有产生过什么文学上的分歧?

科托:库切所写的南非的状况和我所写的莫桑比克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,所以也不能拿到一起比较。在文学的基本问题上,我和他没有太大的分歧,年前我和库切一起在阿根廷待了一个月,我们的很多观念都是一致的。

新京报:虽然你说自己不喜欢被别人贴标签,但维基百科还是给你贴上了一个“泛灵论现实主义”(animist realism)的标签,可能是觉得“泛灵论”这个词听上去比较有非洲特征。

科托:“泛灵论现实主义”这个词是安哥拉作家pepetela提出来的,他当时创造这个词,只是为了去反对那种魔幻现实主义仅存在于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观点——因为相比之下,欧洲和北美人会觉得自己离魔幻现实很遥远。而pepetela认为,这种魔幻性是存在于全世界的。

我觉得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论调,其实也是种外来人的观点,生活在非洲内部的人不会这么说。比如说超人,这个角色出现在美国的时候,没有人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,但如果出现在非洲,人们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幼稚的、不成熟的表现方式,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。超人是如此,哈利·波特也是如此。有时候我觉得这不公平。这些是产生自非洲的东西吗?那只是非洲的个别人和事,但它们发生在那里,就有一些家伙说,“哦,我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现实主义”。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是典型的外人的看法。

新京报:也许,人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你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少非洲的神秘宗教与习俗。

科托:但我觉得他们贴标签的主要原因,是他们没有其他的途径去理解文学。

新京报:你说过,人们对非洲有很多误解。

科托:非洲有太多的国家、宗教、语言,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形式。人们在面对非洲时,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,比如当人们谈到莫桑比克的时候,不会说那是莫桑比克,而会说那是非洲。

人们对非洲的另一重误解,是认为非洲没有历史,没有文化传统,也没有道德品性,所以非洲才会存在着大量的腐败。现在通过社交网络我们可以知道,这些腐败并不只是非洲的,它是一个世界现象。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人们还会对非洲产生什么样的误解。

新京报:那么,一个作家能通过写作做到什么?

科托:作家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,向人们展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可替代的,让人们关注人性,让人们有欲望去了解他人,甚至最后成为他人。

生与死

生死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

新京报: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。在小说《母狮的忏悔》里,村子里的人说自己从来不曾活过;《耶稣撒冷》里的人又说这里不会有人死去;而在《梦游之地》里,你引用了一句柏拉图的话,世界上有三种人:死人、活人、海中人。

科托:我的父亲在四年前去世了,我们家里都为这件事感到伤心。我也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是没有解药、无法逃脱的。但有一天,我们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,这个陌生人和我说,“其实你的父亲并没有死,因为你就是你的父亲。”

一开始我觉得这件事太奇怪了,但后来这个说法逐渐安慰了我,之后我发现,这件事情对我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,这件事在我生命里很重要。我发现在我的举止中有很多似曾相识的画面,我可能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我父亲的部分——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。这件事让我感觉,死亡和出生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,它变得模糊,柏拉图的这句引语表面上是矛盾的,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。

新京报:柏拉图所说的“海中人”是什么意思?

科托:我……不知道。(笑)我选择这句话的原因,是因为在我看来,“海中人”就是介于生死之间的一种状态,我想用它来强调那种在旅途中的过程。所以我很需要这一句话,尽管我并不清楚在柏拉图的语境里,这个词指的具体是什么。

新京报:这三本书,你最偏爱哪一本?

科托:嗯,这太难说了。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背景。《梦游之地》对我的影响很大,我写这本书是在1992年,当时战争(莫桑比克内战)还在继续,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。在那场战争里有大约一百万人丧生,而且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六年。这是唯一一本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书。

《耶稣撒冷》这本书里有一个主角“我”。你读过的话就会明白,这个“我”是带有自传性质的,书里讲述的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写这本书,是想通过文学的方式来了解自己。

至于《母狮的忏悔》,写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项蛮大的挑战,因为这本书基于一个真实事件,我得找到一个办法把现实转化成虚构,把事件转化成小说。

语言和身份

“我是莫桑比克人,而非莫桑比克白人”

新京报:你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莫桑比克的方言,这有没有造成当地人的不满?例如,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白人作家,不应该使用莫桑比克当地的语言写作吗?

科托:这很明显又是一个外部人提的问题,我在写作的时候,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阻力。有个问题我要解释一下,我是一个莫桑比克人,而不能说是一个莫桑比克的白人。在莫桑比克,不会出现白人和黑人对立的情况。而且,我认为读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小说,而不是作家的肤色上。

在莫桑比克,白人的数量特别少,两百万的人口里,可能只有五千人是白人。所以,我在国内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阻力,即使在写作的时候,我所代表的也是莫桑比克这个整体。

新京报:可能这种情况在美国更严重一些,在那里,如果有白人作家使用了黑人的俚语或方言去创作,就会遭到抗议。

科托:其实我不是很想讨论这个话题,但我想补充几句话。我觉得文学的本质就是去变成他人,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代表某种身份。比如说,要是我来学中文、用中文写作的话,你们也不会觉得不合适,可能反而会有些高兴。所以,那种情况应该只是暂时的。

新京报:既然你说自己是一个莫桑比克人,那么,你对葡萄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?

科托:我能感觉到我体内的一部分属于葡萄牙。葡萄牙人骨子里有一种悲伤的倾向,他们会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悲观的、戏剧性的,他们总是在思念某个人或者某件事,我意识到在我体内也继承了这种血液,我也总是会在悲伤地怀念什么。但同时,我体内也有很多快乐的部分,比如乐观、享受幸福和爱等等,这部分可能更像个非洲人。在这部分里,我也有一种想要存在的欲望。

新京报:很多葡萄牙语作家都用过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怀旧、忧伤的情感——saudade,这是一个很难被翻译的词语。

科托:是的,葡萄牙人认为这个词是他们特有的,只有在葡萄牙人的情感里才会有这种体验,就是心里总是在怀念某种东西的感觉。这个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也没有办法翻译。

新京报:你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创造一些词语,把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语结合起来。你还记得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创造的单词是什么吗?

科托:我最早的时候是一个诗人,后来做了记者。在当记者的时候,有一次我去一个乡村,在那里听到一些当地的故事,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故事用葡萄牙语写出来。当然,那时候我用的是标准的葡萄牙语,但我在用葡萄牙语表达的同时,希望能把这些故事的背景和根源也添加进去,这大概就是我尝试这样做的一个契机。

我最早创造的一个词,是把两个葡萄牙语单词合在一起。其中一个词是“brincar”,另一个是“criar”,这两个词都是单独存在的,而且发音相近,所以我只需要把发音拼在一起就可以,于是组成了一个新词“brincriar”,这个词语既表示玩,又表示在玩中创造,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很难译成中文的。

新京报:能否再举一个莫桑比克方言的例子。

科托:那应该是“matope”,这个词在葡萄牙语中是“lama”,就是泥土的意思。准确地说,这个词语不是我创造的,它本身就存在于莫桑比克人的口语中,他们可以听懂这个词的意思,只是没有书面文字,没有人把这个词写出来,是我把它拼了出来。另外,我得说一下,这是莫桑比克的一种语言,而不是方言。莫桑比克的语言有25种,如果加上方言,那起码有上百种。

新京报:这种词语的创造在原文中会很有意义,但是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后,它的意义就大打折扣,尤其是被翻译成中文后,读者们很难知道原文是如何拼写的。这种损失可以通过文学的其他方面去弥补吗?

科托:我写作中的这一部分,几乎是没有办法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的,但无论如何,人们还是会注意到小说中故事和叙事的精彩,这就会让一部作品存活下来。(笑)有可能,在这方面我还会做得更好。

文学与生物学

没有哪种生物不与外界发生联系

新京报:除了写作,你的另一个身份是生物学家,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工作?

科托:生物学研究其实是我的主要工作,写作只是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。这份工作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,因为它可以帮助我观察生命的差异性,以及它们各自的美。在从事生物学工作的时候,我经常会去进行一些野外调查,我也会在野外收集故事,我对人和动物、植物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。对我来说,没有哪一种生物是不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的,我要通过这些工作来理解这种联系。

比如说,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,它有很多象征意味。我会经常走近一棵树,去观察它,并且想象它身上可能发生的故事,它会具有怎样的功用。因为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树,人们会把尸体埋在下面,也有一些树被做成药物,这些树的使用方式都有一种灵魂上的价值。

新京报:你的笔名“mia”就代表着一声猫叫,这也和生物学有什么关系吗?

科托:这是我两三岁时候的事情,我也有些不记得了。我的父母给我拍了一张照片,然后告诉我说我在小时候一直和猫在野外一起玩、一起睡,所以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只猫。于是,我就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笔名。

新京报:你曾经把写作比喻为狩猎,能解释一下这又是为什么吗?

科托:因为在狩猎的过程中,你所猎捕的那个事物是不可见的,你要通过搜寻它的踪迹,才能找到它。在这个过程中,狩猎的人会渐渐同化,会慢慢和自己所猎捕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去想象或行动,最终变成他所狩猎的对象。这个过程和写作非常相似,在写作中,作者会慢慢变成他们笔下所写的人物。

新京报:你有没有类似狩猎失败的经历?比如说,在写作中,没有找到那个猎物,或者猎物最终从你手中逃走了?

科托:失败非常容易发生,而且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。不仅在写作中如此,做其他事情也是如此。失败是我们的学校——而且是最主要的那所学校,通过失败,我们才能学习。但是,在正规学校所接收的教育,会让人们变得害怕失败。我觉得这很奇怪,因为只有在错误和失败中,一个人才能有新的发现。

我没有很在意写作中的失败,我也很难去做出判断。不过如果要说的话,也许诗歌会是这种失败的一个产物。有一位巴西诗人的话说,“诗歌就是用一种美丽的方式去失败。”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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